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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紀錄片《午夜行者》獲得圣丹斯電影節評審團特別獎;紀錄片《夫妻不是同林鳥》入圍西寧FIRST青年電影展——他們的共同點便是都用手機拍攝。

          數量雖小,但已成為小趨勢。一種新興技術與藝術從誕生到流行往往需要經過漫長的發展過程,如何在紀錄片的創作過程中利用手機的技術與功能優勢?用手機拍攝的紀錄片是否具有獨特的美學特征?探討才剛剛開始。
          紀錄片拍攝
          “尋找小糖人”后,手機僅僅是一個工具嗎?
          影片《午夜行者》由三臺手機拍攝完成,通過一手的影像資料,記錄下一場從阿富汗到歐洲的未知旅行的悲傷與歡笑、驚喜和愛。這部影片在2019年圣丹斯電影節上進行了全球首映。它針對外界對難民的漠視與仇恨提出了強烈的抗議,影片通過強有力的第一視角呈現了難民流離失所的艱難現狀,捕捉了一個在逃亡途中的家庭所面臨的危險和彼此間的愛。

          而更著名的一個案例是,由瑞典導演馬利克·本德讓勞爾執導、歷時6年拍攝的影片《尋找小糖人》獲得了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獎。值得一提的是,該片由于拍攝后期資金耗盡,導演所以不得不“就地取材”拿著 iPhone 上陣拍片。他就用手中 iPhone 和應用商店中的 8mm Vintage Camera,拍出了與相機相差無幾的迷人效果,畫面有著蜂蜜一般的柔和色澤。在專業的電影創作中,《尋找小糖人》用手機和App開了一個先河。

          但其實早在2006年,兩位意大利導演就嘗試用諾基亞N93手機拍攝了一部長達93分鐘的紀錄片《新愛情交匯》。其后,伊朗一位女導演在伊朗大選期間,耗時一個月,用手機紀錄下了伊朗大選時期街頭的點滴見聞,經過六個月剪輯成手機紀錄片 《不被承認的德黑蘭》。

          雖然真正有影響力的用手機拍攝的紀錄片屈指可數,但手機記錄方式的出現比DV更便捷,如當今很火熱的VLOG以最為平民化的方式隨時隨地記錄著身邊發生的一切,讓紀錄片的呈現不加設計、不加修飾、不加藝術處理。尤其是重大突發事件發生時,每一個親歷者都可以成為事件的記錄者,借助手機記錄下轉瞬即逝的新聞時刻和經典瞬間,為紀錄片創作提供服務,甚至成為紀錄片的創作者。

          “用手機拍攝降低心理防線”
          《夫妻不是同林鳥》以導演的父母,一對離婚十五年的夫婦為主角,通過對當事人的采訪和日常生活的展現,結合當年的珍貴錄像資料,對比過去和現在的婚姻生活,展現二次婚姻的現狀,以及他們對婚姻、愛情的觀點和看法。

          在以往的紀錄片拍攝過程中,機器設備笨重龐大,攝制人員眾多,拍攝時間有限,拍攝者與被拍攝者的地位不對等,所有這些因素都導致了被拍攝者在鏡頭面前難以收放自如,他們對鏡頭常常懷有戒備之心,所以,想要實現直接電影的上述實踐要素困難重重。

          據導演譚振邦介紹,“因為拍攝的是父母、身邊的親戚,如果用攝像機拍攝人會緊繃起來。用手機拍攝他們的心理防線就會降低,能夠抓取到最自然的狀態。”

          連父母都如此,更不用說對陌生人的拍攝了。為此,紀錄片大師弗拉哈迪在拍攝《北方的納努克》過程中,開創了“交友式”方法,與被拍攝者從相識到相知,由陌生人變為朋友。還記得《歸途列車》中的經典一幕,他們吵架時女孩對鏡頭吼到“這是真實的我,你不是想看真實的我嗎?”但這時影片已近結尾,創作團隊已經跟拍許久。盡管絕對的真實不可能做到,但橫亙在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間龐大的器材卻相對延長了他們彼此敞開心扉的時間。

          手機大大縮短了被攝者與鏡頭之間的距離的可能,從心理上消除了傳統影視制作中拍攝者的神圣感和優越感,使拍攝者與被拍攝者更加平等,雙方更易于溝通,從而使進一步長時間的跟蹤拍攝成為一種現實。

          實話說,用手機拍攝紀錄片潮流的興起,和彼時DV設備的平民化路徑一致。它們共同得益于技術的進步,在拍攝主體和拍攝議題上又有些相似。在DV時代,有農村里四處游走撮合親事的媒婆(《媒婆》),有城市里退休后曬太陽的老頭(《老頭》),有瀕臨破產企業的工人(《鐵西區》),也有小煤窯中舍身賣命的礦工(《遠山》),有城市角落里的彈匠(《北京彈匠》),甚至還有鐵路沿線的流浪漢(《鐵路沿線》)。

          而目前大部分手機拍攝的紀錄片也更多聚焦于“周圍世界的小人物”。但它們的差異之處也格外明顯,相對于DV時代,手機創作者的格局明顯更多元一些了,他們不再只是關注單向度的邊緣人物,更多年輕的、積極的人物也走入大眾視野。

          有了手機,但講好故事更重要
          曹愷在《紀錄與實驗:DV影像前史》中提到,“從人類原始的藝術記錄——巖洞壁畫,到實用器皿上的描繪,到禮器上的圖案問世,再到輕薄便于攜帶的紙莎草、絹和紙,藝術的媒介經歷了從只能固定放置到可以隨意移動和展示的變化,在這個變化過程中,作畫者和欣賞者的心態也由崇拜或裝飾過渡到鑒賞與玩味。”

          從專業攝像機到DV,再到智能手機,紀錄片創作的生產力不斷被解放。但手機和DV最大的不同在于,DV盡管價格低廉、攜帶便捷,但它依然是影像創作的重要符號,是大多數人日常生活之外的物件。不管是拍者還是被拍者,當打開它的時候依然具有儀式感,雖具有平民化,但也只是一種理想的趨勢。

          手機的不同在于,它已經實時地、全方位的嵌入進每個人的生活里,手機拍攝的行為也早已成為一項日常實踐。所以它的工具性在拍攝過程中能夠最大程度地被隱蔽,無限接近拍攝對象的同時,也在無限接近紀錄片真實的烏托邦。但正如導演范立欣所說,“從紀錄片的專業角度來講,絕對的真實是不可能的,人在攝像機面前都會不同程度的下意識掩飾。”

          遺憾的是,手機拍攝依然有它局限的語境。尤其在國內的紀錄片創作過程中,要么被專業人員視作嘗試,成為一種炫技的實驗工具;要么成為非專業人員的一種日常記錄手段,無體系,也難以成為作品。

          但慶幸的是,在紀錄片的創作過程中,手機已不僅僅是一個拍攝工具,而成為一種綜合性的創作平臺。既能拍攝,又能剪輯,甚至在一些AI剪輯APP的助力下能自動生成一個較為完成的故事。

          越來越的人正在變得專業,并且在新的媒介環境中不斷提高講故事的能力,例如情景再現、敘事結構或解構(故事發生順序與剪輯順序的錯落對應),間隔小高潮、誘發矛盾、平行敘事什么的,任何一條用好了都能讓影片更精彩更專業,簡單而言,多思考怎么講好一個故事,尊重真實性同時,還能讓別人看得帶勁兒。

          眾多樸素的手機拍攝的段落組成了我們這個時代一部“小人物的歷史”,小人物的歷史也是人類歷史長河中一朵朵璀璨的浪花。在這個層面上,所謂的手機紀錄片正在非常出色地完成紀錄片的一項重要使命——為后世留存一部生動鮮活的影像文獻。當然這更多是出于人類學的意義,要深化傳播價值,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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